Humanist scholar
文以载道
——专访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跨文化研究学者钱定平教授

　　Professor Qian loves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with juniors, he does not has dominant attitude, he quietly sits down most of time, he tirelessly expresses his opinion when discuss the key point.

　　采访当天，我们去了钱定平老先生位于上海松江的一幢旧屋，平日里他并不居此，这儿多用作藏书以及偶尔举办文化沙龙之用。推开屋门，一股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融合着灰尘、纸张、油墨的气息。拉开窗帘，竟见得细埃漂浮漫舞于书卷之间，安宁而美妙。这栋屋子上下三层，几乎每一层都塞满了书。原版的日文书、德文书、法文书、英文书、俄文书，还有中国古籍与新书，随意散落在书架上，或沙发上、茶几上、楼梯拐角处。虽凌乱，却自有着一派“热烈的自由”。书架上的书都被保存得很好，许多书的封面多加贴了一层薄而耐磨且透明的塑膜，这是钱老特意自作的“护封”。同时，他也爱在书内多系一根丝带用作书签。
来到这栋房子，钱老就好像孩童进入游乐场一样，兴奋地给我们找书。他的记性相当好，几乎一次就能准确定位书的位置。比起正儿八经的采访，他似乎更乐意通过“说书”的方式。这很正常，一生以书为伴的人，灵感、热情、才华都可见于此间。

　　读书全凭兴趣
　　钱定平的父亲钱剑夫也是一位奇人，有“常德神童”的美称。钱老说，“父亲熟读典籍，对任何中国字词典故都了然于心，好像‘独柳’这一古词，连辞典里都没有做解，父亲却知其来源寓指。”钱老和父亲并没有旧时父子的隔膜，对他而言，父亲的人格治学是一种贴身熏陶。父亲藏书丰富，幼小时的钱老在父亲书房常常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因为出生八年抗战中，钱老的童年并不安稳，从湖南一出生就跟着家人逃乱到重庆，最后，随身为“接收大员”的父亲到了上海。即便如此，阅读这件事却从未中断过。小学时他就读完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初中后开始广泛涉猎五四新文学的大家作品和数理化天地生的科普书，等到高中和大学则更多地饱览摄取西方文学典籍。他阅读群书，却不讲章法，全凭兴趣。他从小就跑遍了上海的旧书摊，自学外文，甚至考进北大无不是为了博览。在书中，小小的他发现了一个无比奇异美妙的世界，独立存在于众人之外，值得了解，献身追求。钱老说，这是他与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地方。
　　爱书之人虽多，可像钱老这样阅读不辍又毫不功利的却不多。而且，读书中他始终以中国学问为中心，大概如他所言：“颠沛变乱中才更觉得中文是安身立命的东西。”其实，从他身上很容易就嗅出他所附着的那个年代之感。那是新旧接缝中的中国，古典根基尚存而新文学新思潮也兴起；那也是烽火硝烟的中国，家国故园让人悲痛伤怀。好像星座会影响人的一生，年代感也会跟随着一个人。面对这一时代，许多文人都会以文抒情、以文明志。为鲁迅先生激赏想五四诗人冯至先生写作的《昨日之歌》就引起了钱老的情感共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那淡淡的而高尚的忧伤”。因为当时已自学德文，于是一进北大数学系他就写信给冯先生。没想到作为北大西语系主任的冯先生竟然回信并约谈，两人从此定下忘年交，经常一起探讨新诗创作和德国文学，先生更赏识这名数学生竟能够认得哥特体的花写德文。后来有人回忆冯先生一生欣赏提携的三位北大学生，遂有“北大三才子”之说，也成就了一段因读书而生的缘。

　　迟来的以文为生
　　虽然一生读书，钱老的写作生涯却开始得很晚，也是兜兜转转后的回归。
　　1956年时，他考进北大数学系。他自己说“想尝试看看自己有无学习抽象科学的能力，虽然事实证明这种能力并不突出”。但6年科学还是奠定了他后来的“通感”学说的根基。同时，他也自学了多门外语，这样一来，可以感受原味的西方。北大毕业工作后不久，他又重回校园，进入复旦大学投身理论语言学的系统研究。改革开放初，钱老因其学术能力被延请到海外讲学，在多所著名学府任教。如果说国内的文理积累是撒种，那么，国外的执教生涯就是在人文的土壤上发芽开花。那段年岁，他深深地被西方的人文精神、普世价值所感染。他说起自己的许多师友，都不过是平常的欧美学者教授，身上却有股明正的道德力量。然而，这些人文修养却在国内越发淡薄，甚至渐渐消失，这让他非常痛心。 世纪之交，钱老不入外国国籍，坚持中国人的“落叶归根”。回国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朋友苦苦相劝，中国从来没有以文为生之说，他却挺上蜀道。路走得很辛苦，却是随心而动，心甘情愿。

　　下笔托出个“真我”
　　这些年间，钱老共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译作、学术作品等。无论什么作品都彰显着很强烈的“钱式风格”，一是在语言，二是在思维观点。
　　钱老在早期的一本随笔集《欧美琅嬛漫记》的自序中写道“我笔下的产品，不管是汪洋恣肆，还是闲情逸笔，都是在向读者托出一个‘真我’。因为这几十年在国内、国外讨生活，痛感一个‘真’字丧失之可恨，重建之艰难，品质之可贵，代价之沉重。文章就‘示众’在后面，大家可以尽情围观和品头评足；如果读者觉得‘书卷气’扑面刺鼻，那就正中下怀了。”“真善美”无疑成了他日后创作的魂。好技术的书很多，但好性情的书却很少。钱老的文章，往往在真情流露，文字间也饱含热度。 另一本《蚩尤猜想》则昭示了他在世界文明研究上的一种创新；副标题《中华文明创世纪》，是一本心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之作。这本书与很多学者解构中华文明的角度都不同，钱老从“地理气候”与“自组织机制”下手，用科学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带来
　　耳目一新的观点。他认为，中华文明孕育于丘陵，是在人与人、人与物“相狎”的过程中形成的。蚩尤所代表的南方水稻长江文明是典型的丘陵相狎文明，日后向东发展催生了良渚文明，向北发展又与东夷文化相融合。这和西方孕育于沙漠边缘、在人与人、人与物“相格”中所诞生的文明不一样，而同在人与人、人与物“相倾”中所诞生的日本森林文明也非同种。钱老坦承，这本书是受到日本地质学家铃木秀夫的书《森林的思考 沙漠的思考》的影响，从自然科学而来的高瞻远瞩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而这又早已延伸到另一崭新思想范畴“通感理论”。2002年时，钱老就在《美是一个混血女郎》中首次提出“通感”。他认为“人世间所有的精神部门（学问、艺术、设计等）在深处都是相互连通的，如果我们能“打通”（钱锺书先生语），就必然能够开创新天地。N门不同学问的交集，必定是一件新东西，或是N门不同学问中某一门中的新事物，或是N门不同学问之外另一学问中的新发现，又或者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新方向。这就是创新。”问题是要真正打通这N门不同学问。钱老得“通感”并不让人匪夷，他博览群书、文理兼通又学贯中西，本就有着好底子。而且，他天资聪颖又敏感好思，更加促进这一灵巧深邃的过渡。翻阅他曾经看过的那些书，书边总有注释，有补充也有发散。问他会不会再融合整理一份读书笔记，他回答：“没有，都在脑子里成章了。”
　　所以，通感需要厚积薄发。

　　最近，钱老又出了两本新书，《再破围》和《西洋聊斋》，两本书都有涉及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属于他一直关注的范畴。钱老早年与钱锺书先生就有交集，在德国时更鱼雁往返。他说，“我佩服先生《围城》里浩瀚的学问，先生好像高度的知识调度员，信手拈来古今中外的知识，但我觉得这小说里始有‘拦路虎’，便动了解释个中典故的念头”念起笔落，这一写不可收拾，越读越透，越引申越有趣。这次，他更生出钱锺书与“文学博弈论”的新论点。《西洋聊斋》则另辟蹊径，从西方大名家笔下的鬼故事将中西文化的异同漫谈开来，书一出版就上了“中国好书榜”。
　　钱老很爱与小辈探讨学问，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很多时候是安静地落坐一边，论及关键处，他才娓娓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知识学养丰厚，总能鞭辟入里，醍醐灌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国的未来还要看你们”，我了解他的心声，希望他的“古今中外、贯通文理”之学能得以传承。在他心里，文是载道的，文也是传道的。他有信念，这给他带来坚定的力量。我一直觉得，像他一般的人文主义学者已不多见，他好像一颗失落却美好的明珠，为后来者散发着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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